似乎前不久，中国还沉浸在“世界工厂”的美誉中，尤其是2006年年初美国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上刊登的一篇文章，曾让国内舆论大喜不已，这篇由美国经济新闻女记者邦加妮撰写的题为《没有“中国制造”的一年》中表示，她想进行一次尝试，全家在一年中坚持不买中国商品，看看生活将会怎样。结果她失败了，得出的结论认为“没有中国商品的生活一团糟”和“美国人完全无法摆脱‘中国制造’”。

   然而，在2007年，从动物饲料到玩具，从汽车轮胎到牙膏，“中国制造”在全球市场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“阵痛”。

   “咱们出口的动物饲料，在美国、加拿大，引起宠物中毒死亡，经过查验以后发现饲料里面含有三氯氢氨。”参加发布会的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院长、党委书记秦贞奎说，陆续还有牙膏事件、玩具事件、轮胎事件，这一系列事件经媒体炒作后，对中国制造产生了负面影响。

   “中国制造在给世界人民的福利带来积极意义的时候，又伴随着一些对中国制造的非议、怀疑、偏见，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令人不太喜欢的一些评价。”雎国余也表示，现在，国际上有把中国制造和低质、低端、低品质、低价值相联系，甚至同人权、非安全相联系的倾向。

   在“中国制造”遭遇危机的同时，更多深层次的问题也相继浮现了出来，比如在“中国制造”强势的同时，“中国制造”却依然是中国企业之痛；而且，“中国制造”是基于非原材料的初级商品供应优势、廉价劳动力以及各种制度性补贴（如税收、土地等）形成的优势，在与国外技术密集型高端产品交易时，经常会传出“几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”等类似的新闻，显露出巨大的贸易结构不平衡。

   “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大国，世界离不开中国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”雎国余说，但中国制造的背后确实也存在着许多问题，如何改变目前这样的状态，使大国变成强国，赢得消费者市场的忠诚和美誉，“是我们学界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。”

   呼吁领袖型企业

   “40年以前的‘德国制造’、30年前的‘日本制造’、20年前的‘韩国制造’，都曾经在全球范围内遭遇与中国产品类似的风波，战胜这些挑战之后，他们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实力就发生了质的飞跃。”雎国余认为，战胜“阵痛”，将使中国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。

   他表示，要实现这样的梦想，关键是需要领袖型的企业来带动、推动。他说，“中国制造”真正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打得响的、有竞争力的品牌非常有限。“当然也有，某些纺织品，某些食品，某些饮料，但是我想是有限的。”

   雎国余认为，所谓领袖型的企业就是在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，能够足以带动产业、行业发展，能够推动市场发展的一些企业，而且以技术、精良的服务、顾客的忠诚和市场的美誉度为基础的。

   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也认为，要想中国制造真正历史性地转变为中国创造，根本在于创新，“一个是技术创新，一个是制度创新”。他认为，技术创新的主体应当是领袖型企业，因为这样的企业才有足够的信誉去融资，抵抗高科技、高风险创新所带来的成本，才能把巨额的创新风险成本在单位产品里摊薄。

   “带有连锁效应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都是在现代化的大企业里发生的，所以我们说中国要技术创新，就要呼吁领袖企业。”刘伟说。

   参与发布会的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主任于小冬也表示，我们的传统产品其实有很多好东西，就是因为没有足够出色的企业使其与高新技术结合，没使其从手工变成产业化。

   “为什么中国人以前不吃面包，现在外国的面包却能在中国卖得很好？中国人吃馒头，为什么中国的馒头就不能让世界（其他国家的）人去吃呢？”他问道。